■刘爱生 万玲玲

据统计，2024年我国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发文总量达到56688篇，占全球SSCI发文量的16.93%，涵盖50多个研究领域。在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A&HCI）期刊发文的总量目前尚缺乏统计，但预估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发表，初衷是回应国家早先提出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该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扩大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显然，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重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主动走出去”。

但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发表发生了明显转变，即日益从“主动走出去”转为“被动走出去”。

多原因致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转变，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一是国内不尽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当前，在我国高校的学术评价制度中，SSCI期刊权重普遍高于国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以下简称C刊），甚至在某些地方高校，SSCI论文等同于国内的权威期刊。这使得在教师职称评定和绩效奖励中，发表SSCI论文具有明显优势，以至于某些在境外刚刚毕业的博士，仅仅因为发表了多篇SSCI论文，就直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这类新闻虽然意在强调学校在人才聘任时不看资历、不论年限，但无形中也抬高了SSCI期刊的作用和地位。

二是国内愈加拥挤的发表空间。我国大部分高校将C刊论文作为教师学术评价和博士生毕业的重要依据。在国内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即便质量再好也不算数。但一方面，C刊数量相对较少。2023—2024年，入选的C刊总共660种，其中还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期刊、报纸理论版。同一时间，SSCI期刊目录则包含3548种，A&HCI收录的期刊数量为1843种。

另一方面，C刊发文量越来越少。有学者统计，我国C刊发文量的最高峰为2009年的102163篇，此后便一直走低，到2023年仅69141篇。换言之，C刊发文量在过去10余年间下降了近30%。同时，国内文科学者和文科研究生的数量却逐年攀升，C刊的发表难度与日俱增。不少大学教师表示，当国内“卷”不动时，只能往外“卷”了。

三是国内不太规范的审稿和用稿制度。国内许多学者和博士生选择SSCI期刊投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期刊编辑对中国论文的作者大多并不熟悉，反而可以做到一视同仁。此外，SSCI期刊大多有透明的审稿流程和详细的反馈意见，即使文章没有被录用，其反馈意见也让人受益匪浅。相对而言，国内不少C刊存在作者歧视、学校歧视以及人情稿的情况。例如，有些C刊明里暗里表示不收录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还有不少C刊对于拒稿不给予反馈意见。更糟糕的是，不少C刊为了提升期刊影响力和被引总数，越来越多地向知名学者约稿和组稿。甚至有某C刊主编透露，专家约稿占其年度发稿量的90%以上。

如何让更多成果“主动留下来”

应该承认，日益增多的国际发表，极大提高了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能见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大量“走出去”的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的同时也不乏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品佳作，但由于语言隔阂、出版商垄断等原因，它们宛如遗落海外的国宝，往往不能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更难以在国内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最终“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毕竟它们耗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与我们近年来倡导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相去甚远。

那么，如何改变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的状况，尽可能地让更多精品佳作“主动留下来”？

首先，要重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一方面，坚决破除当前学术评价中“崇洋媚外”现象，即过度拔高SSCI期刊论文的权重；另一方面，坚决破除国内期刊评价“只认C刊”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学术评价政策时，不能以期刊来源、期刊等级、影响因子等表面指标为核心依据，坚决取缔“以刊评文”的简单化评价模式。

事实上，一些SSCI期刊因同行评审缺失、快速接收文章、收费高昂等特点而被列为掠夺性期刊，此类期刊并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反之，当前国内许多所谓“普通刊物”的办刊水平越来越高，其刊发的论文质量未必比C刊差。要打破“以刊评文”，就意味着在学术评价时，应根据论文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影响对其质量做恰当评价。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完善同行评议制度，不断提高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其次，科学有序扩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立与人文社科学者数量动态平衡的扩容机制。鉴于“以刊评文”现象在短时期内难以被打破，以及过去10余年C刊论文数量不断下降，人文社科学者数量却不断攀升的现状，作为引文数据库的C刊有必要认真思考扩容问题。

科学有序扩容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国内学术发表的“内卷”，而且能使更多人文社科成果“留下来”。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费尽周折“出海”发表。需要补充的是，当下许多“普通刊物”正在努力提高办刊质量，其刊文质量未必低于C刊。这意味着即便增加C刊容量，也不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最后，优化国内学术出版流程，建立、健全审稿和用稿机制。

在这方面，一是要完善审稿制度。在坚持“三审三校”基础框架的同时，实施分级动态审稿模式，通过设置不同专业和层级的评审专家库，实现精准匹配。建立可追溯的电子审稿档案系统，确保所有评审意见永久存档备查，强化过程监督。

二是建立问责机制，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机制。针对审稿中可能出现的人情评审、利益输送等违规情形，制定明确的处罚细则，实行责任倒查制度，对涉事人员采取学术禁入等惩戒措施。

三是优化反馈机制，构建“全周期作者服务体系”。 这要求期刊在约定周期内完成评审并反馈结果，同时提供包含具体修改建议的差异化评审意见。此外，还要公开审稿流程各环节时间节点，通过增强服务透明度，提升作者体验，促进学术共同体良性互动。

总之，当下我们需要重视海量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正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着力化解这一问题。切莫一边空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边又不给学者们提供“用武之地”，甚至逼迫他们“背井离乡”。

（作者分别为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研究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