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不久前，美国耶鲁大学在其校刊公布了一项调查，旨在了解2025届毕业生的在校学习与生活经历，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其中的三项内容——自由转专业、文科受欢迎、就业新状况引发了我的关注。

在我看来，这些内容为理解“专业”与“职业”间的关系提供了鲜活样本，也会给国内正面临志愿填报的考生带来一些启示。

上大学不应是“上专业”

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仅有约四成半的学生在入学时填报的专业毕业。换言之，超过半数的耶鲁本科生在大三前完成了转专业或双专业调整。

这说明在转专业问题上，耶鲁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由，也意味着学生入校时的专业选择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大学允许学生在早期灵活试错、低门槛流动，后者就一定能找到喜欢的专业。

学生在十七八岁时的志愿，即便有亲朋好友帮助，也不过是一种“预判”，其真正的兴趣与能力往往要在课堂与实践中反复碰撞才能显现。如果院系壁垒过高、转专业手续烦琐，学生就可能被迫在不合适的赛道上消磨四年时光。反之，耶鲁式的自由流动则为学生重新定位、重组课程，乃至走跨学科新路径提供了跑道。

这让我想到国内很多高校实施的“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各专业对转出人数、成绩排名不做限制。我以为，这是国内高校教学与管理走向成熟、自信的表现。

要知道，“零门槛转专业”的核心是将学生放在学习选择的主体位置，其有两个前提逻辑。一是高考志愿填报时的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局限，使不少新生对所选专业缺乏真正的了解；二是人的兴趣、潜能和职业规划会在大学阶段迅速更新。因此，放宽转专业限制的实质，是尊重个体发展的探索权和纠错权，用更低的制度成本纠正“入口一次性决策”的弊端。

不过，从短期看，转专业“门槛”的降低，会引起热门专业的转入申请更加集中，传统的“冷门”专业则可能流失学生。这是否会加剧冷热专业的分化？

最近，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宣布今年同批次、同类型的新生，入校后可以自由选专业。事实上，该校去年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曾询问过校方，此举是否会引起冷热专业的分化。对方回复，他们做了专业宣讲，并准备了相关预案，但最终学生们的选择比较理性，并未出现专业“冷热不均”现象。

在我看来，该校的方案值得在全国推广。但从理论上说，冷热专业分化问题在现实中仍有可能出现。如果出现，是否应继续放开？

在我看来，开放仍应继续，但可以考虑分层、分阶段进行，比如采取“自由转出＋适度准入”措施，即转出保持零门槛，转入则依据专业资源承载力和学习准备度设置基础能力线，如先修课程、学分绩点、面试或项目经历等。这样既尊重了学生选择，又能守住专业培养质量。同时，也可以考虑“动态资源分配机制”，比如以两年为周期，依据转专业数据、毕业生流向和师资配置调整专业招生计划并给予经费倾斜，让资源跟随学生真实需求流动。

早在2017年国内很多“双一流”大学纷纷推行“大类招生”时，我就曾提出，依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未来10~15年的时间内“双一流”高校将取消大类招生，让学生进校后自由选择专业，从而实现真正的“上大学”。如今还不到10年，一些高校已经提前这样做了。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上这条路。

有人可能认为，当下的“自由转专业”不过是高校间竞争生源的“营销动作”，但我觉得倒不如将其视作高等教育走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真实需求为驱动的体制升级。放开不是放任，而是通过“自由选择—资源跟随—质量把关”的闭环，让热门更精、冷门更专，最终形成多样化的人才供给。

文科仍具含金量

耶鲁大学的调查还显示，该校2025届学生的专业分布几乎“三分天下”——理工科、传统人文与艺术、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各占1/3。

这一格局至少释放出三重信号。

首先，文科仍具魅力。在强调“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才有前途”的舆论高压下，耶鲁依然有大量学生自愿选择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史等，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深度兴趣驱动。耶鲁的通识体系允许学生通过大量旁听、试错，把“喜欢什么”与“擅长什么”对齐。二是软技能溢价。雇主越发看重批判性思维、跨文化沟通与叙事能力，这些正是文科训练的核心产出。三是跨界机会。人文专业与数据科学、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双专业、辅修或项目制合作，为纯文科生打开了“技能叠加”的上升通道。

其次，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成为“新磁石”。1/3的学生选择政治经济、全球事务、认知科学等交叉专业，说明文科与理科的传统壁垒被快速打破。学生在学习结构方程模型的同时也写政策备忘录，在阅读希罗多德的同时也做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通识+专精+工具”式路径正成为主流。

最后，通识教育为文科续航。耶鲁注重本科生在入学前两年对语言、写作、量化推理、艺术实践和实验科学等的学习，以多样的“学科体验”帮助其确认兴趣，再通过“自由转专业”降低方向切换成本。这既保住了文科生源，也让“学以致用”不必局限在传统职业配对中。

反观国内，近年来，很多大学专业调整的风向标频频指向文科。人们发现，文科专业成为专业裁撤的重灾区，甚至很多过去的重点文科专业被大规模边缘化。一些院校将更多招生计划倾斜至“智造”“大数据”“储能”等新工科。

我以为，文科可以“瘦身”，但不能被简单裁撤或削弱，而应让其实现“去粗取精”的升级，要让文科院校/系从“守摊式开设”转向“定位式精耕”，让人文学科真正回归其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在当下的高等教育转型期，文科至少有三重竞争力是不可替代的。

第一重竞争力是跨文化理解与叙事。只要谈及国际传播、地方形象塑造或企业出海，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能跨语言、跨文化解码与再编码信息的人才。这些能力来自对史料与文本的深度阅读，也来自对不同时空话语逻辑的洞察。在校期间，文科生若能不断训练如何将复杂议题讲给不同受众，其在职场上就拥有了天然的“翻译-叙事”优势，这一点是被世界五百强与跨国机构反复验证的。

第二重竞争力是批判性思维与历史纵深。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价值取向和制度架构同样决定科技走向。文科训练让学生不断回到证据—论证—反驳的链条中，学会拆解叙述背后的假设、利益与意识形态。如果说理工科锻造了解决方案的能力，文科则培养了提出正确问题并审视底线的能力——后者对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科技伦理尤为稀缺。

第三重竞争力需要文科主动嫁接数据素养与数智工具。过去常见的“纯文本”路径已难以应付大数据时代的公共话语竞争。将量化分析、可视化等方法融入传统研究，让文科生在讲故事的同时，拥有数据佐证，让历史系学生会做GIS热力图，让中文系学生能用语料库验证修辞趋势，这才是真正的“新文科”。

基于上述三重核心价值，高校的文科“瘦身”不应简单砍掉，而应该重组。比如，将过度细分却师资薄弱的小专业整合成跨学科平台，例如把国际关系、区域研究、外国语言文化并置，形成“全球文明与国际传播大类”，再通过模块化培养和“微专业”灵活加码。如此，既保留了经典文本与方法论，也让文科教育直接对接社会和产业的真实场景。

所谓“瘦身”，也是一种动态调节，如此才能让文科整体生态保持活力而不过度空心化。但必须指出，一切的动态调节都要回到人才培养的终极指向上。即便在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当下，人类仍需要能理解差异、构建叙事、守护底线、协调冲突的“文化架构师”。

这恰恰是精练后的文科专业最无可替代的价值。在这条道路上，缩减冗余的目的不应是自我削弱，而是把资源和学生的注意力聚焦到真正培养未来公共精神与全球视野的课程与项目上。这一点一旦坐实，文科不但不会被裁撤潮淹没，反而会以更加精准且具有穿透力的姿态，在新的时代浪潮中重获力量。

专业与就业“错位”是常态

耶鲁大学的调查问卷同时揭示了毕业生的就业去向——1/3的学生继续深造，2/3的学生直接工作，其最热门的工作板块是咨询（24%）、金融（21%）、技术（21%）与科研（21%）。这份调查虽未逐一列出“专业—行业”对应表，但若将这些行业与学生的本科专业对照，仅从数字上（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学生占据2/3）就可以发现一种高度“错位”——文科学生会出现在投行报告、战略咨询的团队里；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也可能投身公共政策、非营利研究甚至文化创业。

可见，企业和机构真正看重的是毕业生是否具备结构化思考、批判性阅读、跨文化沟通、数据洞察与快速学习等可迁移能力，而非专业本身。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这种“松耦合”（即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相连），正是高流动性职场与交叉创新时代的正常生态。

这一数据也提醒高校，应继续打破院系边界，让学生在入学前两年广泛选修跨院导论课、完成兴趣测评并进行职业体验，再进入更具深度与模块化的二次选择。

在我看来，耶鲁大学的这份调查印证了两层共识：第一，专业流动的自由度越高，越能激发学生潜能，也越符合毕业后多次转岗、终身学习的现实；第二，大学专业与就业行业并不必然一 一对应，真正决定职场竞争力的是跨情境迁移能力与持续成长意愿。

如果高校与学生都能顺应这一逻辑，把“选择专业”视为探索的起点而非终点，把“专业技能”培养成可迁移的思维与方法，大学教育就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学生提供最稳固也最灵活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