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杰

有时候历史的进程会让人觉得很慢，慢到感受不到它在行进。但历史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歇，当我们蓦然回首时才会发现，原来已经山高水远，别有一番风景了。

6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一文，引发媒体广泛关注。文章介绍了四川成都、广西桂林、重庆九龙坡区等地纪委监委瞄准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现象，探索出多种防范和查办机制。

关心时政的人，这些年亲眼见证了“逃逸式辞职”一步步被盯上的全过程。早在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发布了《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一文，讲的是一些监管部门官员离职退休后，到企业去任职捞好处的现象。文中提出了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的说法，后来这一说法被进一步提炼为“逃逸式辞职”，成为当年反腐十大热词，并出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和四次全会上。可以说，“逃逸式辞职”是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步被盯上而成为反腐重点目标的。

顾名思义，“逃逸式辞职”肯定不是正常辞职，而是为了逃避责任的“策略性”辞职。这其中也分很多情况：有人是感受到了反腐败的压力，觉得原来的工作岗位捞不到什么钱，不如利用职务影响和人脉关系，到企业去拿高薪；有的是在岗位上确有寻租腐败的劣迹，想要通过辞职来逃避查处。还有一种更为“高明”，这些人可能在其位的时候没有实际拿钱，但为相关企业办了不少事，等时机成熟后，再辞职跳槽让企业兑现好处。这种也被称为“期权”腐败。

其实，从上述几种情况都能看出，“逃逸式辞职”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确已形成，在反腐的磅礴之势面前，腐败分子难以招架。他们深知继续“等一等”“看一看”都没有希望了，反腐败只会越来越严，于是只好“逃逸”，从原来的寻租场域中退出。

但另一方面，“逃逸式辞职”也说明反腐败任重道远，反腐败的过程充满复杂性和长期性。所谓“逃逸”并不是“投降改过”，而是变着法与反腐败相对抗，希图通过以退为进等更为复杂的手段保住腐败利益。尤其是其中一些人还利用现代金融手段，假借“市场行为”掩饰权钱交易本质，采取“层层嵌套”为腐败披上“隐身衣”，进而发展出新型腐败。这些都对反腐败斗争的策略和技巧提出新的课题。

从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反腐败整体深入推进，反腐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细致具体，更有针对性和条理性，国企领域的“逃逸式辞职”被重点紧盯，就是一个例子。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这篇文章能看到，各地已经总结形成了许多制度性经验，比如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数据分析系统，“穿透式”深挖细查涉案人员腐败问题，重点核查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是否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建立离职前审核制度，等等。

反观美西方一些国家，官员离职后去相关大型企业担任顾问领取高薪，乃是常见现象，我们也都明白，这些企业没有一分钱是白给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在我国被作为腐败现象紧盯，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反腐动真碰硬。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曾经的腐败“阵地”节节败落，反腐败成果日益巩固扩大。在反腐败这场斗争完全胜利前，我们仍然要牢牢记住那句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