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南京大学）

近日，重庆大学一本科生刘某乔因发表5篇SCI一区期刊论文、9篇SCI二区期刊论文，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引发外界质疑与热议。5月8日晚，重庆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该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核实，若发现有不当行为，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有网友表示，仅就论文质量和数量而言，刘某乔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很多高校教师的成果。这让人不禁怀疑：一个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如何能在应对繁重课业的同时，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6年，处于初中阶段的刘某乔就署名申报了专利。让人不禁思考，以初中生的年纪参与发明专利申报，其知识储备能否支撑技术发明？值得玩味的是，据澎湃新闻报道，在刘同学发表的14篇论文中，刘某华是作者之一。有知情人士透露，刘同学为刘某华的女儿。

刘某乔事件并非个案，这暴露出更深层的学术制度失守。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仍陷于“数数量看专利”的量化陷阱之中，这为“包装”学术成果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此外，科研伦理审查存在盲区，学术监督机制缺乏刚性约束，即使面对明显违背常识的案例，调查程序也难逃“自查自纠”的窠臼，这为学术“包装”提供了空间。

教育部门相关文件早已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但要让纸面规定转化为现实约束，还需构建全面的治理框架——建立科研成果追溯机制，对存疑成果启动第三方独立评估；推行作者贡献透明化制度，强制公开每位署名作者的具体工作内容；构筑学术利益防火墙，将导师亲属参与课题纳入重大利益冲突范畴，经匿名评审委员会审核方可实施。

科研本该是最纯净的求真之地，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利益勾兑。重庆大学事件不应止于个案调查，而应进一步斩断学术不端的利益链，让每个科研梦想都拥有公平起飞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