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时值2025年年末，大学里传出的两则消息引起媒体和网友的热议。一则是某“双一流”名校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年仅26岁的青年教师成为“博导”；另一则消息是某医学院校的本科生一年之内发表了约50篇论文，其中44篇论文被SCI期刊收录。

对大学从业者来说，这两则消息并不令人意外。近些年，大学以及校际之间的“内卷”程度之深，早已让人感同身受，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出现几位数量上的“标兵”也属必然。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对这些现象的“见怪不怪”。这种态度往往是不明白问题所在，其表现要么是一笑置之，要么就是本能地为之辩护。无论哪一种表现，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忽视质疑声中的合理因素。

两则消息传出后，媒体、网友与大学从业者的不同反应就是一个证明。媒体、网友基本上是在质疑，而大学从业者则以“当局者”的身份给前者下“指导棋”。这中间固然有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差问题，但质疑背后所依托的常识判断，对大学管理而言，却是一次提醒。

常识是一种基本理性，大学管理的基本理性就是不能违背教育原则。

如果依据大学现有的管理政策，这位取得“博导”资格的青年教师和这名大量发表论文的本科生并没有违规。相反，他们是本校激励机制的受益者，也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在如今的大学，只要拥有一定级别的纵向或一定数量的横向科研项目、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就可以带博士生。也就是说，教授自不待言，副教授、讲师或助理教授，同样可以成为“博导”。那位26岁的博士毕业生，就是通过所在学校的人才计划获得了一笔资助经费，从而获得了“博导”资格。

由于大学实行的是量化考核，只要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论文发表自然是多多益善。论文既可以为个人带来荣誉和收益，也可以提升管理者的政绩和学校的排名，属于一举多得。

然而，媒体与网友并不在乎大学的政策或机制，他们在乎的是结果的合理与否，即刚刚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有没有资格作为“博导”指导博士生。这里的“资格”并不是大学晋升的条条杠杠，而是一种含义丰富的普遍认知。

学生辅导学生，当然值得提倡，但那只能算是相互帮助。身份刚一变化就由“相互帮助”变为“指导”，而且是对大学里学位层级最高的博士生进行指导，这在公众看来难免有悖常识。在他们看来，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不应该仅仅传授知识、方法和技能，还应承担“人的教育”的职责，所以公众才会对“资格”提出质疑。

实际上，公众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博士生还需不需要兼顾人格相关的教育。进一步看，科研项目作为确定“博导”资格的唯一或重要标准，本意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内外教育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与本土情境相协调的问题。

对于本科生大量发表论文，媒体与网友之所以质疑，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学术名家一年之内发表数十篇论文尚存在“灌水”问题，一名只有一年论文发表经历的本科生发表如此多的论文，更是不可思议。

这里也涉及两个教育常识，一是质胜于量；二是学术研究的态度。学术论文永远是讲究“质”的，不存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例外。有此严格的“质”的要求，即便是有经验的名家，一年发表约50篇论文，也存在违背学术规范的嫌疑。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说，如果一开始就鼓励以量取胜，那就是指导教师的不负责任。追求数量者不仅可能打各种类型的“擦边球”，往往也会在利益面前成瘾。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名学生不改变研究习惯，他的科研之路不会走得太远。

就常识层面说，原创性的研究虽然必须跟踪专业的前沿，积累一定的“量”，经历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但其基本前提却是要“坐得住”。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说，就是“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如果学者经常出现在飞机上、会场中、酒桌旁，不要说是一般人，就是“惊为天人”者，也无法取得与资质相匹配的学术成果。

目前，上述“双一流”大学已经对媒体与网友的关切作出了回应。可惜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应没有意识到质疑的合理因素，也并没有消除公众的疑虑。而另一所大学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如果该校仍旧跳不出自我营造的藩篱，回应的内容是可以想见的。

可以说，当下既是大学与社会距离最近的时代，也是大学受到社会影响最明显的时代。面对社会质疑，希望大学能够发现其中的建设性因素，不断完善自身管理。尊重常识，特别是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基本常识，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报》 (2025-12-30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