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专任老师坐班制度不合理，要求老师出成果，没有成果就坐班，有成果不允许抵扣。9月8日，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就网络反映的坐班考核争议作出回应，承认原制度“设计考量不周”并予以废除，同时表示新的考核管理制度将由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制定。知错即改，值得肯定。但欣喜之余，一个问题萦绕不去：这项制度，为何非要等到“问政四川”上的公开反映、等到舆论发酵之后，才被按下撤销键？

这并非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各地不时曝出教师坐班争议，不少都以“校方回应”“紧急调整”收场。见错能改固然是进步，可如果细看这条纠错路径，先是内部反馈渠道失灵，继而诉诸外部公开平台，最终依靠舆论压力迫使校方纠偏，不难发现，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条具体规定，而是这种“小事拖大、大事靠曝光”的路径依赖。

校方在回应中坦承：制度酝酿阶段对教师实际工作诉求研判不够充分，常态化教师意见收集反馈机制不够健全。这两句自我剖析，其实比“废除”本身更有信息量。它说明，坐班考核并不是在充分听取一线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的，而是在管理者单方面设计、执行者被动接受的轨道上滑行，直到舆论介入才刹车。向“问政四川”平台反映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了教师无奈之举。

这暴露出更深层的问题：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制度，究竟该如何出台？坐班考核事关每位教师的作息方式、工作节奏乃至职业尊严，理应经过充分酝酿、民主程序与专业论证。可现实中，一些高校的制度供给习惯性地“自上而下”：行政定调子、处室拿方案、教师看通知。即便走过征求意见的程序，也常常流于形式；真正能影响决策的协商机制，如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在一些学校长期处于“有建制、缺实效”的状态。当制度制定权始终握在一端，另一端除了反映，便只剩接受。如此，今天废止的是坐班考核，明天就可能冒出别的考虑不周的制度，再等待下一次曝光来纠偏。

好在，校方已承诺新制度将由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制定。这无疑是纠偏的正确方向，但它的意义不应仅限于善后。如果“共同参与”只是舆情倒逼下的应急姿态，风波过后依旧回归“关门定制度”，那么这次废除就只是一次仓促的刹车，而非治理方式的转弯。

要让教师的意见不必通过“问政四川”才能抵达管理者案头，需要的是常态化的机制：把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协商平台做实，让涉及教师利益的制度在出台前充分征求意见、开展论证评估，必要时先行试点、动态调整；对收集上来的意见要有闭环反馈，而不是收集了之。

象牙塔应当是全社会最讲理、最重程序的地方。高校治理的成熟，不在于舆情来临时善后得多快，而在于制度出台前倾听与协商做得有多足。坐班与否的争议终会过去，但如果能借此攒下一个习惯，凡是涉及教师的制度，先让教师说话，那么这一场风波，才算真正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