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燕

当长三角多地在新年伊始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列为人才引进的重点方向时，一组反差明显的数据却揭示了高校专业供给的另一种现实。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统计，2018—2022年，全国有100所高校撤销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使其成为同期撤销数量最多的本科专业。产业需求的持续增长与部分传统工科与管理类专业布局的收缩并存，凸显出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升级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面对这一矛盾，政策层面的调控信号日益清晰。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在部署职业教育专业动态调整时，明确要求对毕业去向落实率持续偏低的专业点予以调减。这一管理思路，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强调应用属性的本科高校，提供了清晰的改革信号与管理参照。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应用型高校的学科专业体系正处于系统性重构的关键节点。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突破既有学科边界与路径依赖，构建能够回应数智时代与区域发展需求的专业生态体系。

供需失衡：专业布局与产业升级的结构性错配

应用型高校以服务区域发展为基本定位，其专业设置理应与产业升级协同推进，然而现实中却普遍存在“供非所需”的结构性失衡。

这种失衡首先表现为专业设置的低水平重复与办学特色的不足。受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影响，不少高校在专业布局上呈现明显的“同质化”倾向。一项针对129所民办本科院校的研究显示，管理学类专业的设置比例高达97.67%，低成本专业集中布点，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部分地方高校在缺乏系统论证的情况下简单效仿他校专业结构，造成专业布局趋同。例如，湖北省部分独立学院与其母体高校的专业同质化率一度超过96%。这种重复建设不仅降低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加剧了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过剩。

与此同时，与区域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高度相关的专业供给却相对不足。相关调研显示，广西在对接“珠江-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过程中，港航、水利工程等关键领域专业布点有限；吉林省在石化等支柱产业对应的人才供给上长期偏弱。“需求集中的领域供给不足、通用专业相对过剩”的现象，反映出专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结构之间的脱节。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专业调整机制的失灵与僵化。现行专业管理模式以目录治理为主，其更新节奏往往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致使新兴交叉方向难以及时获得制度认可。高校虽通过设置专业方向进行应对，但相关方向在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师资、设备等沉没成本制约，高校对低效专业的裁撤往往决心不足、行动迟缓，专业调整缺乏基于数据的预警与评估机制，进一步加剧了供需错位的滞后效应。

融合梗阻：学科交叉的多重体制障碍

在“外语+数字”“新工科+艺术”等交叉理念逐渐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其现实推进却面临多重体制性障碍。

首先是组织与资源配置的约束。传统“校-院-系”管理结构下，师资编制、经费分配与绩效考核高度依附于单一院系，跨学科合作需要承担较高的制度成本。部分交叉课程虽已设立，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载体和资源支持，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现实中，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跨学科微专业或课程模块，其推进之难往往不在于理念，而在于破解跨院系的课程协调、学分互认乃至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组织与制度难题。

其次是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与僵化的评价体系的错位构成了更深层的障碍。推动学科融合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但现有职称评价和绩效体系仍以单一学科成果为核心，教师在跨学科教学、校企协同育人中的投入难以获得充分认可，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其参与交叉实践的积极性。

此外，来自外部的市场信号也常被误读。高校在对接市场需求时，若仅对短期就业信号作出机械化反应，极易导致决策偏差。部分院校简单以就业率为导向，忽视自身基础与区域特点，导致“热点”专业集中开设，反而会催生新的结构性失衡。这实质上是在低水平上重蹈“供需错配”的覆辙。

破局支点：以硕士点建设牵引系统重构

在多重约束条件下，越来越多应用型高校将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视为推动学科突围的重要支点。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办学层次提升，而是通过明确的外部标准促使高校内部资源重新整合、学科结构加速调整。

硕士点建设在师资结构、科研成果、平台建设与产教融合机制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成为打破校内资源配置惯性、推动跨部门协同的强效杠杆。部分高校在申硕过程中，将提升博士化率、优化科研布局作为全校性任务，实质性地推动了跨院系的协同与资源集中。

将“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或“数字人文+区域文创”等交叉领域作为申硕突破口，成为应用型高校形成差异化优势的战略选择。相较于在传统领域竞争，围绕区域产业的具体瓶颈布局交叉方向，更有利于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其关键在于，交叉应以真实问题为牵引，实现知识体系的深度融合，而非对课程进行简单叠加。

更重要的是，硕士点建设对本科专业体系具有显著的辐射效应。部分高校通过将硕士生课题与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推动产教融合成果向本科教学下沉，形成“以硕促本、硕本贯通”的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本科教育的实践性与前沿性。因此，硕士点建设实质上扮演了“改革催化剂”与“生态连接器”的双重角色——它既从内部驱动资源重组，又从外部强化与区域产业的联系。然而，其成效的充分释放并非必然，而是取决于能否与系统的组织创新、评价改革形成合力，从而将“点”的突破扩展为“面”的重构。

系统重构：迈向协同治理的新生态

以硕士点建设为牵引的变革，其深层意义在于推动高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构建一个支撑学科持续演进的良性生态。这要求突破局部调整，在组织、评价与协同关系上进行系统性重构。

重构内部治理，核心在于构建灵活响应跨学科需求的组织模式。设立实体化的跨学科平台、推进矩阵式团队建设，旨在弱化传统院系边界，使学术组织围绕真实问题而非行政单元运行。与之匹配，评价机制必须完成从“计量工分”到“赋能发展”的转向。唯有将跨学科教学、课程创新及校企合作成果实质性地纳入考核与晋升体系，才能有效引导并激励教师投身改革。

更为关键的是，高校必须与区域创新网络建立深度共生关系。产教融合需从项目式合作升维至构建“校地企创新共同体”。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引导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技术研发平台共建。这种深度融合旨在将产业链的共性技术难题与前沿需求，系统性地转化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内涵，从而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总体而言，应用型高校数智时代的学科突围，是一项旨在破解“结构性错位”的系统工程。其目标不仅是让应用型高校被动适应变化，更是要驱动其主动成为区域创新的策源地和赋能者。当高校的学科结构、治理模式与区域产业体系形成稳固的联动与互哺时，它才能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