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走了，在马克思逝世14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这位生于1929年的德国哲学家，一生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动荡、纳粹时期的黑暗、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他毕生在追问一个问题：一旦技术逻辑吞噬生活世界，人类如何还能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如何防止大屠杀那样的文明断裂重演？哈贝马斯的回答则是：交往合理性是现代性未竟事业的核心，理性的对话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唯一路径。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成就在于公共领域的形成。所谓公共领域就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通俗地说，就是指“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公共活动空间”，最关键的含义是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具备合法性的。

这种理性批判性辩论发生在咖啡馆、沙龙和报刊中，形成了能够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公共舆论。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识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公共性，也不应当忽略对“不在场者”的自觉关切。

如今，数字平台制造出无数个封闭的回声室，算法推送将人们困在信息茧房中，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悖论：你们依赖平台获得影响力，但平台的逻辑正在瓦解公共领域的基础。若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情绪成为吸引点击的唯一手段，理性的批判性辩论还有何立足之地？哈贝马斯晚年在讨论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时进一步警示，新媒体的平台特性正在损害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

哈贝马斯讨论的核心之一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任何交往行为都要提出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涉及客观世界的陈述，正确性涉及社会世界的规范，真诚性涉及主观世界的表达。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应局限于目的工具合理性，更应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构建交往合理性。

事实上，哈贝马斯拒绝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全盘否定，也拒绝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合理性的悲观诊断。他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将理性简化为控制自然与人的工具，忽视了人类通过语言交往达成共识的潜能。

在真理问题上，他更主张真理不能等同于命题与事实的简单符合，因为符合本身需要另一个标准来判断，这将陷入无穷倒退。真理是理想化的言语情境中达成的共识，这不是说任何实际达成的共识都是真理，而是说真理的概念内在地指向一种不受强制、唯有更好论据发挥作用的交往形式。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目标追求，或者说更高的价值追求，这表现了哈贝马斯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坚持为整个世界文明进步发展做出贡献的信念，每个人都应该坚持一份这样的理想主义。

具体对当代参与公共表达的评论者而言，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遗产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评论不是独白而是对话。交往合理性指向的是，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这意味着评论员必须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公共论证的场域中接受检验，必须承认读者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参与论证的平等主体。

二是在公共领域为“不在场者”发言。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但现实的舆论场中那些最需要被听见的声音往往最微弱。评论员的伦理责任在于追问：这项政策对最底层的人意味着什么？这场舆论狂欢掩盖了谁的沉默？

三是守护语言的理性品质。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大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意挥舞时，评论员有责任追问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真实所指。还有，在情绪化的标签取代理性的论证时，评论员有责任示范什么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公共言说。

四是在批判中守护希望。也就是要守护应有的“现代性立场”，哈贝马斯相信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倒退所击退，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这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坚守。

五是包容他者，保持对差异的开放。在追求个性表达的数字空间中，评论员需要追问自己的立场是否封闭了对话的可能性，是否在无意中排斥了那些不应被排斥的声音。

哈贝马斯一生都在践行他从米舍李斯那里得到的原则：做一个批评者，不做一个局外人；做一个思考的参加者，不做一个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做一个根本激进的改革派，不做导师式的皇帝。他与波普尔论战，与伽达默尔论战，与福柯论战，与罗尔斯论战，与几乎所有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进行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他斗的理由只有一个：相信论证比谩骂更有力量，相信对话比对抗更能持久。

守护理性的最后一位大师走了，理性的对话仍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