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刘虹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双一流”建设进入深化阶段后，高校面临的不再只是资源争夺与指标竞争，更大的挑战还在于如何实现深层发展逻辑的校正与再平衡。其中，“全球影响力”与“本土贡献度”的张力已成为当前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中的核心议题。这一张力不仅体现在评价体系的多重标准上，更深层次反映出不同知识生产逻辑、人才培养导向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取向，不仅会影响一所高校的外部声誉，也会决定其内在使命与公共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现行的“双一流”评价框架中，全球影响力往往优先可见——高被引论文、国际排名、海外学术网络、国际人才输出等量化指标构成了一套通用的评估体系。它建立在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之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与传播性。然而，这种影响力的生成逻辑常常容易脱离本土实践场景，倾向于选择“国际可解码”的研究议题与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学术内容与社会情境之间的“认知脱嵌”。如果高校的发展路径完全围绕这类指标建构，难免会削弱其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能力。

相比之下，本土贡献度的衡量更为复杂。它无法用统一指标体系加总计算，也很难以国际传播力为主要判断标准。其核心特征在于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能力，以及对社会公平与区域均衡的促进能力。它强调“在地性”的知识生产逻辑，更依赖长期主义的结构支持与机制保障。然而，当对本土价值充分认定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时，这种“内向型”贡献常常处于“隐性化”状态，致使高校在政策取向与资源分配中形成自我弱化与边缘化倾向。

从根本上看，“全球影响力”与“本土贡献度”并非对立的二元，两者可以在结构上实现协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界定“优先级”与“适配性”——对基础研究而言，全球影响力是其应有之义，因为知识的公共性与学术交流的开放性是其生命线；对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则更应突出本土契合度与社会效用，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前提下明确价值定位。此外，不同学科间的功能属性亦有差异，必须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估惯性，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功能分化的支持机制。

高校内部发展战略也亟须转向结构优化与功能协同。在组织结构上，应鼓励学科间形成多层次、交叉式的协同生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国际合作与本土服务之间的互补耦合；在资源配置上，应形成导向明确、目标多元的投入逻辑，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国际示范型”项目，压缩其他维度的公共价值生产空间；在人才体系上，应同时认可“国际输出型”与“本土培育型”的学术路径，并在评价标准与职业发展机制中给予相应回应，防止评价机制“单轨化”带来的认同危机与功能错位。

此外，评价体系的制度创新是推动“全球影响力”与“本土贡献度”平衡的关键支点。目前，无论是“双一流”评估还是各类国际排名，仍普遍采用以数据指标为核心的“绩效量化逻辑”。如果不能在结构上增加对“公共价值”“制度参与”“社会贡献”等维度的识别机制，就无法实现对高校“服务型”“创新型”“区域型”等多样化功能的充分认定。未来，应探索构建多维度、分类型、重过程、可演化的“多元价值识别体系”，让本土贡献有机会在结构上显性化、在政策上获得正反馈。

全球影响力与本土贡献度的均衡发展，还需回到“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初心。高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而非仅产出数据；学科的生命力来自其对人类社会真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我们更应思考，自身培养的人才是否真正具备服务国家、理解世界的能力？学科的发展是否建立在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与社会转化的多重价值之上？那些被忽视的小学科、小团队、小成果，是否在关键时刻撑起了国家需要？只有在战略层面推动高校实现从“国际指标驱动”向“使命牵引驱动”的转型，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与高价值的统一。

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看，“双一流”建设并不只是对外展示的窗口工程，更是塑造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自信、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点。全球影响力固然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标识，但若脱离本土土壤而自我悬浮，必然难以提供持久的学术动力与社会支撑。相反，只有在不断深化本土责任与公共使命的前提下，全球影响力才不会沦为空泛指标，而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真实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影响力”必须以“本土贡献度”为根基，“本土贡献度”也需要“全球影响力”的传播加持，两者协同发展才是“双一流”建设的未来方向。

《中国科学报》 (2025-06-03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