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治理不能只算“管理账”,更要算好学生的权利账
近日,开学季接连发生的两起高校管理事件引发关注:一起是景德镇学院要求大四女生为新生腾宿舍,另一起是河南工业大学校方单方面引入小众外卖平台“胖乖生活”,禁止食堂商户承接外部平台订单。
两起高校治理舆情,看似一为宿舍空间调配,一为校园外卖秩序,内里却是同一套治理逻辑的暴露:学校手握管理权,习惯自上而下拍板,把“方便管理”放在优先位置,学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个人空间,反倒成了次要考量。
景德镇学院为了解决新生的床位缺口,调动已经在校、临近毕业的大四女生搬迁宿舍。这合理吗?大四阶段正好是学生忙于实习、求职、写毕业论文,稳定的居住环境本来就是刚需。且学校在通报中把冲突简化为“个别工作人员方法简单粗暴”,却回避了决策源头的问题:在调整方案敲定之前,有没有充分征集涉事学生意见?有没有评估搬迁对毕业生学业生活带来的扰动?床位规划应是学校的责任,而不该是转嫁给学生的负担。
宿舍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居住空间,承载的不只是睡觉储物功能,更是青年学生在校期间的私人领地。学校拥有宿舍产权,享有管理权限,但不代表可以无边界支配学生的居住权益。
如果资源缺口一出,第一反应就是抽调现有学生宿舍,靠挤压老生空间来承接新生,长此以往,学生在校的安全感从何谈起?一纸轻描淡写的道歉,实在难以抹平学生对校园治理程序的不信任。
河南工业大学的这场风波则更典型地呈现“以规范之名,行限制之实”。校方管理初衷并非全无道理:校园骑手穿行、外卖随意堆放、餐品丢失,都是高校后勤普遍头疼的现实难题。
但治理乱象不等于垄断选择权。学校出台规则,本应划定安全、卫生的底线,给学生保留消费选择空间,而不是直接指定唯一外卖平台,要求食堂商户不许接其他平台订单,违规就罚款,甚至将学生自费购买的外卖直接丢弃。
学校本有大量折中方案可以考虑:划定外卖统一存放柜、限制骑手入校路线、建立餐品丢失赔付机制。可校方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路径,借用校园管理权力,为商业平台扫清竞争对手。
舆论发酵后,校方迅速恢复多平台外卖,看似及时纠错,但留给公众的疑问并未消散:当初的独家合作,招标过程是否足够透明?平台高额配送费的成本,最终会不会转嫁到学生身上?校园公共空间的管理权,边界到底在哪里?
两起事件放在一起观察,能看见当前不少高校治理的通病:管理的出发点是“省事”,习惯追求整齐划一,偏好“一刀切”的行政手段,缺少协商意识。
学校要维护校园整体秩序、统筹有限资源;学生拥有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有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的诉求。好的大学治理,不是校方单向发布通知、要求学生服从,而是建立双向对话机制。资源调配方案出台前,提前听证、充分沟通,预留缓冲方案;引入商业服务项目时,守住公开透明底线,不把公权力变成商业竞争的工具。
当然,高校资源紧张、后勤治理难度大,这些现实困境不能被舆论轻易忽略。但困境不能成为简化程序、漠视学生权益的借口。床位规划应当前置预判招生性别结构变化;外卖治理也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保留市场竞争。
真正有效的治理,从来不是靠压制学生诉求换取表面有序,而是在秩序与权利之间找到平衡点。校园治理这张考卷,最终答案也不在一份紧急发布的情况通报里,而在日常决策的程序之中。
唯有放下居高临下的管理惯性,把学生当作平等的治理参与者,在秩序与权利之间求得平衡,高校才能跳出“出事—舆情—整改”的循环,让校园既有温度,也有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