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

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摄像头、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为代表的技术大量涌入大学课堂。在此过程中，校园内部的教育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改变——鲜活的原生态教学模式似乎渐渐淡出了大学课堂。

然而，“机器”越来越多地介入校园的背后，究竟是对教育的优化还是“撕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不久前，就有老师明明在指定的教室里正常上课，监控平台却监测不到该老师的上课情况，显示“未监测到教师上课”。随后，校方直接将问题反馈给教学秘书，最终层层问责到上课老师身上。而作为和教师天天打交道的教务处工作人员，明明只要走进教室，就可以看到这位老师在上课。

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还曾有教师在给学生上网课时，仅仅因为没有在系统中报备，便被学校判定为教学事故，甚至影响其后续的项目评比。

在与教育界同行交流时，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如今的大学校园，摄像头、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技术手段正在从教学辅助工具异化为管控师生的工具；原本服务于教学的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而当我们习惯于用机器判断教师是否在岗、用数据衡量课堂是否合格、用监控规范教学行为时，大学教育最珍贵的“人”的温度正在一点点消散。

无怪乎有高校老师发出疑问：“面对问题，是应该相信我这个从教30多年、从未出过教学事故的老教师，还是相信平台的算法和摄像头？”

评估工具的异化

很多人不解，如今大学教室几乎全覆盖的摄像头，安装的最初目的究竟是什么。对此，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摄像头的诞生初衷与“监督”二字毫无关系。

新冠疫情期间，为配合教育主管部门的学科评估，学校需要常态化掌握课堂教学情况，但又无法安排专人逐一进入教室听课，远程可视的摄像头便应运而生。它的核心作用是实现远程听课、留存教学资料，方便专家评估与教学研讨，是特殊时期服务于教学的便捷手段。彼时，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都将其视为中性的技术工具。

然而，如今摄像头的作用早已脱离最初的定位，成为教务部门实施教学管控的“眼睛”。它的功能不再是远程听课、辅助评估，而是精准捕捉教师是否迟到、早退、擅自换教室，监控学生上课是否低头、玩手机、开小差。部分学校的摄像头更升级为高清带录音功能，全方位、无死角覆盖教室，师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监控的凝视之下。

这种异化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束缚。

教学本是灵活且富有个性的活动，尤其是人文社科课程，需要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状态随时调整授课方式。

比如，天气晴好时，教师完全可以带学生到草坪上开展口语互动、文学讨论，这是很多教师与学生都喜爱的教学形式。然而，监控拍不到室外，教务处便要求所有户外教学、临时换教室必须提前报备，繁琐的流程让灵活教学变得寸步难行。为了管理的便利，牺牲师生的教学体验，这显然是本末倒置。

更让教师难以接受的是监控带来的精神压力。特别是在某些高校，一间教室甚至会安装两三个高清摄像头，全方位覆盖且支持录音，这容易导致原本畅所欲言的学术探讨变成了字斟句酌的“谨慎表达”。有教师直言，在摄像头的监控下，自己从传道授业的教师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表演者”。

除此之外，更有高校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监控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对于教师的不信任。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一旦出现问题，相关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问责教师，而不是核实情况。

这分明是相信机器的数据，不相信教师的职业操守。

要知道，目前国内高校教师普遍有着很强的职业责任感，且不说无故缺课，就连迟到、早退都极少发生。我们站上讲台，首先想到的是对学生负责、对教学负责，这份初心不需要靠监控来约束。然而，当机器取代了信任、管控取代了服务，技术的善意便彻底消失，只剩下冰冷的对立与隔阂。

被数据绑架的课堂生态

如果说摄像头的异化是对教师的不信任，那么“抬头率”“点头率”等指标的出现，则是对大学课堂彻底的误解。

不知从何时起，“课堂抬头率”成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部分高校甚至通过摄像头大数据，精准统计每节课学生的抬头次数、点头次数，将其作为考核教师、评价课堂的核心依据。更有甚者，有学校规定“一堂课学生点头次数不达标，课堂即为不合格”，完全脱离了教学实际。

如今的大学课堂早已不是当年座无虚席、学生争相抢占前排的模样。走进教室，前几排往往空空如也，学生们也习惯性地挤在后排，低头盯着手机、电脑，真正抬头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面对这种现状，部分不了解一线教学的管理者，往往会将问题全部归咎于教师，试图用数据倒逼教师提升课堂吸引力，却从未真正思考过该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些技术的不当使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目前，PPT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标配，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所有课堂都离不开电子课件。最初，PPT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教学带来了便利，也让学生有了新鲜感。但慢慢地，其弊端愈发凸显——教师从“板书授课”变成“念PPT”，失去了即兴发挥的魅力；学生从“记笔记”变成“拍PPT”，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过程。

正如一些老师所言：“如今的PPT，只有power（能量），没有point（观点）。外表做得再精美，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内核，无法吸引学生。”

在AI时代，人与“机器”如何在课堂上共处的问题，变得更加明显且尖锐。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未来教育项目执行主任蒋里曾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一项调查，他发现学生普遍认为80%以上的知识类内容可通过AI自主学习。这意味着在AI时代，教师“传授知识”的功能正在被弱化，而“思想引领、人格塑造、思维启发”的价值愈发凸显。

这意味着在AI环境下，教师的教学需要一场实质性的改革。然而，我们的管理却还在纠结于学生抬头、点头的次数，用形式主义的数据掩盖教育本质的缺失。

要知道，在如今的课堂，学生低头未必是不学习，他们可能在用AI查阅资料、拓展知识；学生不点头未必是不认同，而是当下的学生更习惯于独立思考，不再轻易附和。用僵化的数据衡量鲜活的课堂，用机械的标准约束个性化的教学，最终只会让大学课堂陷入“形式主义狂欢”，失去真正的灵魂。

重“督”轻“导”的管理困境

机器在校园中的“大行其道”，还迎合了另一种趋势。

当下，各高校普遍设立了督导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其目的也是提升本科与研究生教学的质量。但“督导”的核心应该放在“导”上，“督”只是辅助手段。督导的使命是走进课堂、倾听教学，发现年轻教师的优势与不足，给予专业的指导与帮助，助力教师成长，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然而遗憾的是，如今的督导工作早已偏离初衷，陷入了“重督轻导、只督不导”的困境。

通常，教学督导多由退休教师或行政人员担任。他们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教学指导，而是流程监督——不关注课程内容是否精彩、教学方法是否得当、学生是否有所收获，而是死死盯着教师是否迟到、早退，是否在指定教室上课等这些表面上的行为。听完课，不做专业的教学点评，只提交一份流程化的监督报告。

更有甚者，督导工作彻底沦为形式主义。曾有老师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督导进教室听课，全程不关注教学，甚至在课堂上发出干扰正常教学的声音；还有从未上过讲台的行政人员担任教学督导。这样的督导，何“导”之有？

督导工作的核心是“以导促教”，但现实中督导们往往难以胜任“导”的角色，只能专注于“督”。他们用几十年前的教学标准评判当下的年轻教师，用僵化的流程规范约束灵活的教学行为，用形式主义的检查替代专业的教学指导。督导本该是教师的“同行者”“引路人”，如今却变成了“监督者”“评判官”，让管理者与一线教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课堂摄像头以及各种数据、算法的普及，更让这种“重督轻导”的趋势愈演愈烈。

这些机器就像24小时在岗的督导，可以精准记录教师的考勤、学生的状态，却无法判断课堂的质量，无法给予教师专业的指导，无法传递教育的温度。它只能完成“督”的动作，却实现不了“导”的价值。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更宏观的高校管理层面。正如一些老师所言，“如今的高校管理，只有‘管’，没有‘理’。管理者不走进课堂、不接触师生，把技术当作管控的工具，用机器替代人与人的沟通。他们追求的不是教学质量的提升，而是自身的免责，是流程的合规，最终让管理陷入了‘越管越僵、越管越远’的死循环”。

管理的本质是服务而非管控。高校职能部门的使命是为师生教学提供便利，为教师成长搭建平台，而非站在教师的对立面，用监控、问责、形式主义的检查制造对立、消耗热情。当督导只剩监督，管理只剩管控，教育的初心恐早已迷失。

技术不可逆转，教育不能失温

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AI、大数据，还是视频监控，此类技术的普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学作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无法脱离时代潮流、拒绝技术融入。而这些技术的应用如果得当，能够坚守“技术服务于人”的底线，并在隐私保护与教育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对于高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是可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

换句话说，我们并非反对技术，而是反对技术的滥用；并非拒绝管理，而是反对管理的异化。

当下高校教学管理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信任。管理者不信任教师，认为教师需要时刻监督，才会坚守教学职责；不相信师生，认为课堂需要数据管控，才会保持秩序。这种信任的缺失让技术成为管控的工具，让管理成为对立的根源。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国内高校中，几乎没有老师会随意缺课、迟到，我们的坚守源于对学生的责任和对教育的热爱，而非规则的约束。但如今，一旦出现某些问题，又有哪位管理者敢站出来说“我相信教师”？这份信任的缺失才是对教育最大的伤害。

因为不信任，所以靠监控；因为靠监控，所以有隔阂；因为有隔阂，所以教师失去教学热情，学生失去课堂参与度，大学课堂渐渐“失去生机”。这样的教育生态，正是很多教师在教学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沦为“60分万岁”的佛系教师的深层次原因。

技术可以辅助教学，但不能替代教学；管理可以规范秩序，但不能凌驾于教育之上。在AI时代，教师的价值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思想的引领、灵魂的塑造、思维的启发。这些无法被机器替代的“人”的温度，才是大学教育最核心的竞争力。

让技术回归本位的四条底线

再次强调，面对技术异化带来的种种困境，我们并非无计可施。技术本身无罪，AI、摄像头、大数据都是中性工具，问题出在使用逻辑、管理目的与权力边界。

教育界有识之士指出，智慧教室与教学技术想要真正服务教育，必须守住4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让技术从“管控工具”变回“教学助手”。

首先，摄像头与录播只用于复盘，不用于实时审视，课堂录播与全景监控不应成为远程“云听课”的工具。实时调阅、随时巡查会让教师长期处于被窥视中，课堂失去松弛感与安全感，教学变得拘谨、保守，不敢发挥。

录播的真正价值是教师课后自我复盘、教学反思、打磨细节，而不是管理者随时抽查、事后追责、定性评判。因此，高校应取消无授权实时巡课，未经教师本人同意，管理端不得在线查看课堂画面。录播文件仅用于教学研讨与个人改进，不作为考核依据。把课堂空间的自主权还给教师，这是智慧教室最基本、最底线的尊重。

其次，当前多数高校的AI教学分析系统把课堂行为直接转化为分数、排名，用冰冷的数据给教师“贴标签”。AI的优势是识别节奏、互动、停留时长等细节，它应该是“提示者”，而不是“裁判者”。

因此，我们要明确AI分析只提供个性化教学建议，数据私密推送给本人，不与绩效、职称、评优挂钩，更不公开排名。机器可以提醒“互动偏少”“知识点节奏偏快”，但不能判定“课堂不合格”“教学能力差”。教学是艺术，不是流水线，永远不能被机器量化和评判。

再次，当下最核心的异化根源是抬头率、轨迹、互动、答题等课堂数据全部掌握在教务处后台，用于考核、问责、管控。这是把“教学数据”变成了“管理工具”。

必须重构数据权属，课堂数据的第一使用权、知情权归授课教师，学校仅在发生重大教学事故时依规调取，日常不得随意查看、不得用于常态化考核、不得作为评判依据。让数据服务教师成长，而不是服务于管控。

最后，不少高校大力投建智慧教室，本质是想实现“无接触式管控”，用设备代替人工听课、代替沟通、代替教研。而教学是最依赖人与人情感连接的工作，督导的价值在“导”，沟通的价值在“心”，这些机器替代不了。

高校管理者必须放弃“一键管课堂”的偷懒思维，回归以人为本，让技术作为效率补充、管理回归人文关怀。多走进课堂听课，多和教师面对面交流，多做支持与服务，少做远程监视与隔空问责。

这4条底线看似约束技术，实则是拯救教育。它把权力还给课堂，把信任还给教师，把尊严还给教学。

曾经，我们的大学课堂有过最美好的样子——师生围坐一堂，畅所欲言，思想碰撞，火花四溅；教师用心授课，学生虚心求学，没有监控的束缚，没有形式主义的困扰，只有纯粹的教育与热爱。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上课前可以与学生同享香烟，刘文典先生可以在月光下讲授《红楼梦》，宽松自由、彼此信任的氛围孕育了无数国之栋梁……

如今，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制度，却不该丢掉最珍贵的信任与温度。技术是冰冷的，但教育必须是温暖的；管理是严谨的，但必须是有温度的。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高，不在于技术之新，而在于大师之魂，在于信任之基。愿每一位教师都能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尽情绽放；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充满信任与自由的环境中主动思考，茁壮成长；愿我们的大学教育在技术与人文的平衡中守住初心，回归本真。

毕竟，能让教育走得更远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信任与热爱。

（作者系国内某“双一流”高校教师，姓名为化名，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