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与近期学界反腐一同看。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知社学术圈”

近来学术界反腐新闻频出，从经费挪用到科研诚信，种种乱象背后往往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过度渗透。当原本负责服务的“官职”变身为掠夺成果的“收割机”，象牙塔内的创新生态正在悄然扭曲。然而，这种权力对学术的侵蚀，往往隐身于复杂的合作网络与繁荣的论文产出之后，长久以来难以被精准识别。

近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玉宇、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方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轩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发表论文。该研究通过对 211 工程高校 STEM 院系院长的履历与专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示了某些院长作为微型权力枢纽，是如何扭曲科研网络结构的。

“学术虚胖“的院长们

首先，研究团队通过人工检索，从 211 工程高校 STEM 学院现任及前任院长的在线简历和履历中，收集了截至 2019 年 7 月的个人履历信息。这些收集到的院长履历包括就职日期、教育经历、是否退休及退休日期。然后，研究人员又将院长们的履历信息与国家知识产权局（NIPA）的专利申请记录进行匹配,以便观测专利量与“仕途起伏”的联系。

专利主要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了更体现科学产出的含金量，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学者一旦晋升为院长，其专利申请量会立即出现“断点式跃升”，总专利申请量增幅达 14%，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幅达 12%。并且，这种增长并非随着任期积累缓慢提升，而是在上任第一年便“旱地拔葱”。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院长效应”。

这样瞬时性的成果爆发显然是违背科研产出规律的。于是，作者进一步探究了这些专利成果的质量问题。研究比较了院长们在履职前后专利质量的变化。用以评估专利质量的指标包括：专利申请后三年的引用次数，以及其申请中的权利要求总数。分析结果却并未发现院长职位与专利质量指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换言之，当院长后，专利成果一下子变多了，但是专利的质量却仍在原地踏步。

令人怀疑的是，如果院长们的科研产出增长，是源于其科研能力的进化，或者研究资源的增幅，那么为何会在成果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却止步不前？这种虚胖式的进步，显然是不正常的。

院长效应的归因

但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院长效应呢？对此，研究人员给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

（1）当院长后，学者个人能力确实提升了；

（2）当院长后，职位本身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源，所以促成了产出提升；

（3）通过行政权力，院长们通过影响力或利益交换牟取了更多专利成果。

研究团队首先探究的是第一种可能性，他们选择了院长们的专业领域变化作为切入点。这样做的核心思路在于：如果专利产出的增加的确是因为院长个人能力提升或科研资源优化，那么这些产出应当首先增加在他们深耕多年的原有专业领域。（研究人员规定：如果院长在就任前五年内曾申请过某一领域的专利，则将该领域被定义为其“原有专业领域”）

然而实证结果显示，院长上任后，他们在其原有专业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并未增长，甚至反而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所有的产出增量大多来自于他们此前从未涉足的非专业领域。这种在老本行产出停滞、却在陌生领域“跨界爆发”的现象，显然不能用个人能力提升来解释。

然后，研究人员就统计分析了院长们研究资源的变化情况，想以此来探究第二种可能性。研究人员设想的是，如果晋升前后，院长获得的各类科研资源（资金、设备等）并未增加，那么“学术虚胖”的来源就不能归结到资源提升的影响上。

于是，研究人员收集了院长们在国自然的基金申请情况，评估了院长职位对其获取国自然资助经费的影响。院长们获得的资助类型被粗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面上项目，一类是（相较面上项目）更高层级的资助。结果发现，院长职位并不会带来面向项目的资助率增加；但有迹象表明晋升院长后获得的重大项目资金有所增加，尽管这种影响较为有限。但研究人员还是较为谨慎的声称，不能完全排除资源提升是院长效应原因的可能。

最后，研究团队还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院长、高校所处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对比观察，作出了如下几条关键分析：

（1）院长效应更多出现在专利重要性较高的领域。

（2）学术诚信的关联分析表明，那些曾经有过论文撤稿记录的研究人员，在晋升院长后，其名下的专利增幅最为显著。

（3）外部竞争环境会对院长效应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

在 985 高校，或者同城市高校密集的地区，院长效应的强度会显著减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研究人员分析：当一线科研人员拥有更多的外部选择和更强的议价能力时，他们对行政权力的依赖程度较低，院长也就难以轻易“牟取”或支配他人的科研成果。相反，在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中，院长与本地研究者之间更容易形成某种“利益捆绑”。这种关系往往以牺牲一线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为代价，将资源和成果向权力核心倾斜，从而扭曲了正常的学术激励机制。

通过以上的证明、排除等讨论，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权力滥用是院长效应的主因。

结合反腐的力证

如果院长效应确实源于权力的滥用，那么反腐行动理应对该现象有抑制作用。研究团队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团队利用2013年启动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作为观察窗口，发现：随着地方反腐力度的加大，院长效应出现了显著减弱。尤其是当反腐行动聚焦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时，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者还排除了地方政治环境差异的干扰。即便在控制了这些复杂的城市变量后，反腐行动对院长效应的抑制作用依然稳健。这表明，专利产出的变化确实是由反腐工作的实际成效驱动的，而非受地方政治环境的随机影响。

最具说服力的发现在于，反腐行动具有极强的“精准性”。数据分析显示，反腐虽然挤掉了院长名下那些跨领域的产出“水分”，但并没有影响到院长在自身核心专业领域的正常科研活动。这一发现精准地界定了权力的边界：反腐冲击的是通过行政职务牟取的灰色产出，而非学者真实的科研创造力。这种对比再次印证了，院长效应带来的“虚胖高产”本质上是一种依附于官僚职位的权力产出。

扭曲掉的科研结构网络

权力的膨胀不仅改变了院长个人的产出，也重塑了其周边的合作网络。研究发现，院长上任后，其合作者的总数显著增加。但深入分析发现，这些新面孔并非来自院长深耕的学术领域，而是大量出现在他原本并不熟悉的“新领域”中。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院长更倾向于跨界开展“合作”，而非在原有专业上精进。

研究人员进一步追踪院长的这些合作者的独立研究成果（即排除掉与院长挂名的专利），发现：虽然这些人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但质量却毫无提升。令人警惕的是，当这些合作者需要调配精力与院长开展这种“跨界合作”时，他们自己独立完成的研究产出质量反而出现了下滑。这种负面溢出效应暗示，这种合作可能并非强强联合，而是一种对科研体系的某种损耗。

更深层的资源扭曲体现在国家级科研经费的分配上。数据证实，行政权力确实干预了科研资源的流向：那些曾与院长有过合作经历的研究者，在院长上任后，获得国自科基金资助的概率提升 1.2%，平均资助金额增长约 7.6%。这一提升水平已经相当显著。

这些证据链条最终汇聚成一个严峻的结论：院长的权力不仅被用于牟取个人名下的专利成果，更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了整个机构的资源配置。当资源向“权力圈子”而非“创新成果”倾斜时，不仅抑制了年轻学者的积极性，更通过利益交换将珍贵的科研资金分配给了低效的产出，从而损害了整体的科研生产力。

论文信息

(Mis)use of power in the ivory tower: Evidence from dea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Yuyu Chen, Ming Fang, Xuan Wa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ume 242, 2026, 107419. ISSN 0167-2681.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26.107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