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

近年来，关于各阶段考试的命题，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感知——不但语文和英语试卷的阅读量大幅度提升，而且数理化生等学科的题干也在“情境化命题”的导向下变得越来越长。这缘于真实科研往往基于错综复杂的场景，从复杂场景中提炼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要鼓励学生拓宽阅读面、提升理解力，考查学生信息提取、情境解读与综合应用能力，规避死记硬背的应试弊端。

显然，这样的改革方向和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笔者看来，通过大幅度加大文本阅读量以体现学科素养，需要警惕将学科素养的选拔异化为一场关于“阅读速度”的竞赛。

一方面，阅读速度的快慢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学科思维水平的高低。加大阅读量，让学生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材料，可能会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放弃精读与思辨，转而追逐速读技巧与材料组合，这与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

究其原因，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对具体问题，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专注思考将其抽象化与结构化并生成原创性思想，而快速掌握很多信息并不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特征。因此，如果各科考试以阅读速度作为选拔标准之一，无形中就会在考查素养里加入一个与创新能力弱相关的变量，而且权重极高，进而可能弱化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

比如，一位学者在攻克学术难题时，需要对复杂文献反复研读、质疑与推演。这样创造性的工作，要求阅读主体拥有“慢下来”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考试，特别是那些对学生意义重大的考试（比如高考）过度加码阅读量和时间压力，事实上就会奖励那些反应快、浏览多却未必想得深的学生。

至于那些阅读速度不快，但习惯于在学科问题中深入挖掘、反复推敲、建立独特认知框架的学生，当重要的人才选拔考试要求其必须快速处理海量文本时，他们的深度思维优势不仅无法展现，反而可能因为阅读慢而被淘汰。尤其是一些极具批判性思维的学子，在阅读很长题干时，可能会对题干产生一系列质疑，甚至误解了出题者意图。如此，是否会系统性地误判甚至埋没此类潜在创新者，这值得我们思考。

另一方面，泛阅读化可能会稀释各学科本身素养考查的区分度。各学科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科语言，比如数学重要的是符号推理与抽象想象。但当试题材料过长、情境过于复杂时，学生首先面临的不是学科问题本身，而是如何快速从冗余信息中提取有效信息。这种“情境化”倘若过度，就会使考查重点从“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变为“先快速读懂题干材料再说”。这模糊了学科边界，也扭曲了考查学科素养的目标。

以高考为例，高考命题希望通过“情境化”来“反套路”，但若破解了“题海战术”，却迎来“速读技巧”，那不过是用一种新套路取代了旧套路。结果试卷区分开的不是谁的学科素养更高，而是谁更擅长快速阅读。这对学科素养高但阅读节奏偏慢的潜在拔尖创新者，尤其不公平。

笔者一向认为，以高考为代表的选拔性考试，其公平性来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个体在考试时间节点的阅读速度受从小积累泛读量的影响很大。弱势家庭孩子即便在数理化生上天赋与潜质极佳，却可能输在“题目没读完”上。当各科都开始比拼阅读速度，其分数信号里混杂的家庭背景因素就更多了，这样的选拔对出身寒门的拔尖苗子极其不利。可见在各科考试中加大阅读量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弱势家庭孩子的不公平。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那些对学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选拔性考试，笔者认为需要控制其数理科目的题干长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的题干应力求简洁精准，情境创设服务于学科考查目标，而非喧宾夺主。如果一道题需要学生阅读超过一定字数的材料才能作答，命题者应当认真考虑：这是否偏离了学科考查的初衷？

同时，要区分“阅读能力”与“学科素养”的考查边界。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承担阅读素养考查的主要责任是合理的；而其他科目应聚焦于本学科的核心素养，避免因抬高文本阅读门槛而掩盖学科素养的选拔。

特别要警惕“情境化命题”对选拔公平性的侵蚀。正如前文所言，情境化、综合化符合当下的考试改革方向，但其前提是要考虑不同教育背景学生的适应性，确保形式创新不成为新的不公平来源。

总之，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标准化考试的命题导向对于塑造整体教育生态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意义。而当前各学科普遍加大题干阅读量时，就要考虑选拔标准从“学科素养”变为“阅读速度与阅读理解”的风险。因此，应该把学科还给学科，让阅读回归阅读，考试才不会在“素养导向”的旗号下，把可能最有原创潜力的那批学生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