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于敏诞辰100周年。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的颁奖词。短短数语浓缩了他隐姓埋名、许身报国的壮阔一生。

作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极少数未曾出国深造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全部学术成长都扎根于中国土地，用一辈子的沉潜躬行，兑现了毕生信念——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

潜心治学

1951年，25岁的于敏在导师胡宁的推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研基地，也是于敏职业生涯的起点。

彼时，新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彭桓武的领导下，研究所从调研文献开始，搭建学科框架。于敏放下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深耕的量子场论研究，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文献堆里。中关村那座小楼里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彭桓武后来回忆，调研工作中“真正钻进去了的只有于敏”。

▲1951年，于敏（后排右二）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短短数年间，于敏便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前沿动向，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核内相干结构等方向接连取得突破。他与合作者建立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与日本学者同期提出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相比毫不逊色。

1959年，于敏与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合办原子核物理培训班，授课讲稿经整理、出版后，成为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培养了国内首批原子核理论骨干。

在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岁月里，于敏没有因条件简陋而却步，反而在沉潜中稳步积淀，学术功底日益深厚。

氢弹自主攻坚

1961年，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能够参与氢弹理论预研。“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是于敏给出的坚定答复。从此，他隐姓埋名二十八载，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氢弹攻关之路。

▲1961年，于敏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参加氢弹原理研究（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氢弹研制，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场“三无”的极限挑战——无资料、无经验、无外援。早期研究阶段只能依靠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但该计算机主要用于原子弹研制，只有极少数时间能分配给氢弹理论计算。更多时候，于敏手中的“武器”只有手摇计算机与计算尺。

1965年9月，于敏率队南下上海，进驻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一场无声的鏖战悄然展开。

在闷热拥挤的机房里，于敏和团队日复一日地面对海量的打印纸带。就在众人埋头优化加强型原子弹的既定任务时，于敏突然在一行跳动的数字前停住了。他敏锐地意识到关键之所在，当即拍板，跳出原定轨道，开辟氢弹原理的新战线。

百日攻坚，于敏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拿出了一套完整自洽、完全自主独创的氢弹理论构型方案。

1967年，戈壁滩上的巨响，不仅惊诧了世界，更向国际社会宣告：在最尖端的高科技领域，中国人靠自己也能闯出一条生路。

本土育出的科学脊梁

彭桓武曾评价“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1957年，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访华后，在回国后的报告中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表达了对这位完全本土成长起来的世界级科学家的由衷叹服。

于敏从不避讳本土成长的局限，但恰恰是技术封锁、信息闭塞的逆境，磨砺出他超凡的物理直觉与攻坚克难的魄力。

20世纪70年代起，第二代核武器的理论攻关重任又一次落在他的肩上。他果断锁定初级小型化的技术方向，带领团队逐一突破瓶颈，为我国核武器走向高比威力、小型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1984年于敏（右一）在新疆核试验场（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从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拓荒，到氢弹构型的自主突破，再到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于敏一生的学术轨迹，从未离开中国本土的科研土壤。

他未曾向洋，却在故土砺就了一身锋锷；他隐姓埋名，却用坚守撑起了大国的核脊梁。这份自力更生、沉潜务实的风骨，历经岁月而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接续奋进。